腊月十五一过，年越来越近，空气中弥漫着的年味也就越来越浓了。大街小巷车水马龙、盛装打扮，店铺里商品琳琅满目，忙碌了一年的人们争相为过年做着最后准备。
　　小年那个晚上，姐姐提议羊年除夕的年夜饭去酒家吃，一来为古稀之年的父亲庆祝庆祝，二来让劳累一年的母亲放松放松。但提议一出口就被母亲给否了，理由很简单——酒家吃年夜饭没年味。
　　我清楚母亲的想法，她不单单只想为子女们省点钱，更重要的是她对年味的执着追求。她认为，过年就得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自家饭，哪怕是简简单单的，也比在酒店里来的有气氛、有年味。
　　说实话，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，特别是身为人父后，我对年味已没多少概念，记忆中的年味也渐渐模糊了。倒是那天父母的一席话语，勾起了我对儿时年味的满满回忆。
　　儿时，年味源于母亲辛勤的劳作。母亲有双勤劳的手，属于那种会过日子的女人。自懂事后，我就经常听老房子里的长辈们这样评价我的母亲。小年一过，母亲就忙开了，做卫生、洗晒被褥、筹备年货，件件事情在她手里总是那么得心应手、游刃有余。肉丸是老家人过年家家户户必须有的美食，包肉丸有家人团圆的美好寓意。每次包肉丸都是我最开心的时刻。小时候，我家买不起电视，还没有看春晚的概念，因此包肉丸的任务都是在除夕晚上进行的。一家大小一齐上阵，其乐融融。记得有一年除夕，我们姐弟三人比赛包肉丸，看谁包得快、包得多。我最小，自然是不一会儿就落下了很多。看着与姐姐、哥哥的差距越来越大，鬼小精灵的我使出了个偷工减料的法子。我故意省去了加馅的环节，直接将肉丸皮包起来，包成肉丸的模样。因为耍懒，自然是我嬴得了比赛。当然，偷工减料的小把戏逃不过母亲的眼睛，她没说破，而是趁我不注意，偷偷地在那些无馅肉丸上做了记号。吃肉丸时，我的那些“杰作”一个不落地出现在我的碗里，算是母亲对我小动作的小小惩罚。那一刻，虽然无馅的肉丸在我嘴里吃着无味，但心里却装满着香甜可口的年味。
　　儿时，年味出自母亲灵巧的双手。母亲的手巧是街坊邻居们公认的。裁剪衣服、编织毛线、纳鞋垫等针线活样样精通，小时候我们一家人的所有行头都出自她的巧手。虽然那时家里经济不宽裕，但每次过年，母亲都会早早地扯上几尺布匹，亲手给姐弟三人裁上一套合身的新衣服。七岁上幼儿园的那年春节前，母亲应我的要求，在给我的新衣上绣上一只黄色的小鸭子。小鸭子在绿水中开心地游着，画意很美，栩栩如生。我很是得意，老拿着衣服在姐姐和哥哥面前炫耀，说自己的衣服是三人中最漂亮的。一天，姐姐和哥哥一起联合起来，把无知的我好好整了一回。我和小伙伴们玩游戏正欢时，他俩急冲冲地跑过来告诉我，说我衣服上的那只漂亮的黄色小鸭子不见了，估计是自己游走了。我一听，当时就傻了，呆立会儿后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，边哭边急奔回家。在看到衣服上的鸭子还在时，我破涕为笑，向母亲要来了钥匙，将衣服锁进了抽屉。心里想，只要衣服在抽屉内锁着，鸭子就没办法游走。当然，姐姐和哥哥的恶作剧也挨了母亲一顿骂。那年，我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鸭子衣服，风光十足，心里充满慈祥母爱的年味。
　　儿时，年味藏在母亲给我的红包中。小时候过年，令我最兴奋的莫过于收到母亲给的压岁钱了。因为家里拮据，平常每次向家人要零花钱都不敢多要，无非就是两分、五分的。对零花钱也不敢乱花，存积多了，就拿去买几本小人书或买上几根冰棍偷偷地吃。过年就不一样了，在除夕夜母亲会等到我们姐弟仨睡着后，往我们的枕头下塞个装有压岁钱小红包。最早压岁钱原本都是一元、两元的，后来家里经济条件有所好转，压岁钱也就提高到了五元。记得十岁那年的大年初一，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母亲事先藏在枕头下的红包。红包很小，很精致，是母亲自己用红纸粘出来的。打开红包，我发现母亲给的压岁钱是五元，兴奋地从床上跳起来。别小看那多出的三元钱，那个年我过得特别“滋润”，把以前没玩过的气球、烟花、玩具手枪统统玩了一遍，连往年整个春节只能吃上一串的冰糖葫芦，在初一那天就奢侈地吃了两串。不到初三，我已经把所有压岁钱给花光了，而姐姐和哥哥的压岁钱分文未动，后来被当作那学期的学费了。当我向家人“汇报”压岁钱所带来的种种快乐时，他们都捧腹大笑，而我也从笑声中看到了更多的快乐。那一刻，我沉浸在欢快的笑声中，心里是满满和谐幸福的年味。
　　除夕夜，父母在家中吃着子女们做的年夜饭，喝着家酿，接受着子辈孙辈们的祝福时，心满意足的笑了。我想这应该就是二老所要的年味吧。
　　年味，其实上就是种一感觉，是种一心态，与年纪的大小真的无关——父母在，年味就在。